印刷业,非卖品——拆穿国共合作下的一着好棋

2020-06-21 阅读113 点赞338

近年来中国开始从过去吸引台商、台资西进的方式,逐渐地往进驻台湾、加强双边往来的阶段进展。文化界在面对台湾、中国日益频繁的经贸往来,担忧的始终是我们的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会不会在服贸、货贸协定下遭到牺牲?另一方面,虽然马政府再三强调有限度开放的是印刷业,而不是出版业;但是从台湾历史中可以发现:印刷业不仅具备了大量複製、生产、传递思想与意识形态等功能,更与出版业、文化界唇齿相依,是捍卫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桥头堡。

印刷业,非卖品——拆穿国共合作下的一着好棋

出版/印刷是知识生产的前后环节

印刷与出版之所以被视作为是密不可分,在于如今已被数位印刷取代的活字印刷,其技术原型是由十五世纪古腾堡(Gutenberg)所发明的技术演变而来,虽然现在我们习惯将出版与印刷视为不同的产业,但是「版」(名词)与「印」(动词)原本就只是知识生产过程的前后环节;作者与读者的身份亦是伴随着印刷产业蓬勃发展后才逐渐固化的认知。

即使数位科技打破过去印刷出版的高成本门槛,打开知识、资讯传递的大门,但是就在印刷品需求有增无减、工序零碎化等等的因素影响下,反而促使出版业与印刷厂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因此,印刷业与出版业之间不仅密不可分,我们更必须在质疑自由贸易外,提醒国人:中国至今仍是严密控制出版与印刷的国家,且极有可能透过印刷产业的开放直接影响台湾的出版与言论自由。

控制出版/印刷是统治者一贯的手段

回顾台湾历史,控制出版与印刷是统治者一贯的手段。因为印刷技术可以让抽象的思想、知识成为被大量複製的商品;作者与读者们也可以在书写与阅读的过程中创造共同拥有的历史记忆,促成集体认同的生成。所以不管是战前的日本政府、战后的国民党或者当前对台湾虎视眈眈的中国,出版、印刷始终都是他们揽住不放的统治工具。

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文化菁英如何透过出版刊物与殖民者周旋的过程先略去不谈;戒严时期国民党透过控制报社执照、版面、报导内容影响言论自由,或者秘密收买文化菁英(掌控抽象的思想内容),甚至强行至印刷厂扣押印刷品(限制具体的思想载体)等恶劣行迹,至今仍时有风闻,也仍然在今日的中国各地上演。

是故,就在中国政府毫不遮掩以控制印刷、出版产业箝制思想之际,马政府与部分持支持意见的台湾文化人又要用什幺理由来说服我们:出版与印刷可以分别视之,开放中国资本进入台湾不会对我们的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带来危害?

开放印刷业是国、共两党合下的一步好棋

马政府在开放印刷产业的积极态度,完全不同于过去面对台湾人争取言论、出版、印刷自由的保守姿态。不管是「来了再说」、「来了再审」或「早就已经来了」等说法,在在都是将台湾与中国之间的交流、交易与交换无限上纲。

我们必须承认:开放印刷却不开放出版,可谓是国、共两党合下的一部好棋。统治者既然无法掌握思想,就想办法控制印刷;他没办法限制我们的笔,就抢走我们的纸。更何况,一个似乎从未被提及的现象是:成立一家出版社的资本需求极低,印刷业却是动辄需要数千万乃至上亿的资本;再加上,开放出版业必然会遭受文化界的反弹,开放印刷业却可以婉转渗透、混淆社会大众对于「文化国防」的警觉,悄悄建立中国对台湾文化渗透的滩头堡。

近日新闻报导指出:中国资本已积极地想要收购台湾的印刷厂。倘若配合所谓高中课纲「微调」与亲中立场鲜明的教科书出版社(史记出版社),几乎直指中国已经开始在台湾建立一条从创作、出版、印刷、行销乃至通路的完整产业链,一个由中国主导控制的知识/资讯传递流程。面对这样的现况,着实让人对未来台湾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感觉到担忧。

观光业的殷鉴尚且不远,我们又岂能放眼看文化界沦陷?